|
|
回忆入党
文/ 李德贵
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中国。前句在我没入党的时候，就认识得很清楚了；后句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，越来越感觉到的。
说起入党，我的经历很有故事性，都是性格使然。别人没有我这样的性格，自然也不会发生我这样的前后十年间四次履行入党手续的故事。
第一次履行手续是1965年10月中旬。那时我在黎明公司一分厂33车间已经做了两年半的车工，刚刚被指定为脱产的车间共青团代理书记。可以说入党是我个人的迫切要求，也是工作的需要。于是，递交入党申请书不足半年的我，竟然上了支部审查大会。我心里很没底，因为平时不注意维护关系，认死理，得理不让人，因事跟工具室、检验室的人都曾吵得不亦乐乎，背后说我“刺头”的很有人在。而在小组，又发过“八级工资制”不合理的议论，高级工的老师傅们听了都不大高兴，我们就辩，以至于面红耳赤。这都成为审查我是否达到党员标准的焦点问题。没办法，意见太大，大会主持人觉得不好进行表决，只好休会了。
第二次履行手续是1966年5月下旬。由于半年多来车间的青年工作我抓得不错，又注意到了个人的言行，各方不再说啥，终以53票同意，3票反对而顺利通过。但6月中旬支部书记就找我谈话说；接到中央文件，规定5月16日（这天被确定为文革开始）以后发展的党员，党委尚未批复的，停止批复。就像地震，想不到的“天灾”，我的这次入党又泡了汤。
第三次上支部大会是1974年10月上旬。我已经从沈阳到了贵州，在红湖厂工会当干事也近两年了。政治部主任张荫发是机关党支部书记，下设党办、组干科、宣传科、厂工会与团委、保卫科与消防队五个党小组，这是个党员、干部与知识分子成“窝”的地方，我一个内向、不善交际的人，不知不觉中已经得罪了有关的人，直到上了大会我才晓得。先是宣传科的一个女大学生党员，在大会上呜呜痛哭，诉我“啐”她之辱。是说事先我知道了她在党员小组会上不同意发展我入党的意见（天呀，我平时极少到宣传科去，且也没有那样可以透漏给我消息的党内朋友），所以我就等在楼梯口，见她上来就“啐”她（我努力回忆，原来那几天感冒，痰多，习惯到办公室门外楼梯口处的痰盂吐，一天会有多次，确实有一次见她从旁经过）以图先期报复——“这样的人放进党里来当了干部，不知要怎样打击报复群众…呜呜……”她摆出了致命的论点（我想，我有那么傻吗？报复也得入完党当上领导再实施呀）。接着是“批林批孔”办公室负责人，甩出了重磅炸弹。说前不久请我参加批林批孔研讨会，而我有意推托不参加（其实当时我确实在组织一个学习活动，不能脱身，已经跟他电话里说明白了）。但这时他偏说：“这难道不是态度问题，感情问题，立场问题，原则性问题吗？”（文科大学毕业，能说的很）我感受得到，大会是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，很快形成了三拨相互辩论，甚至对吵了起来的非正常场面。支部领导看势头于表决不利，当即宣布休会。
第四次是1975年10月17日。我又重新填了入党志愿书，各党小组重新召开发展新党员讨论会，重新上了支部审查大会。鉴于这一年我工作成绩突出，又注意了人际关系，本没有与人打招呼的习惯，也要硬着头皮打招呼。心想，我是热爱共产党，一心要加入共产党，不能因为你们再误解我什么，而冤枉地把我继续关在党的大门之外呀！这回还是那些人，却各方无话，全票通过。那时不规定预备期，党委批准后，即为中共正式党员。其实，我孤僻内向不爱交往的性格极不适合在机关工作，1978年，我就主动要求到子校当教师了。由于长期坚持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，在学校教学一线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，先后获得贵州航空总公司优秀党员和安顺市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。
2009-5-18于黔中文化村 |
|
[复制链接]
IP卡
狗仔卡
发表于 2011-6-13 14:23:11
提升卡
置顶卡
沉默卡
喧嚣卡
变色卡
显身卡
发表于 2011-6-13 22:57:08
发表于 2011-6-13 23:23:12
发表于 2011-6-22 22:07:54